中国经营报:国企不能再落入在商言商的套路

2010-09-06 00:00:00    来源:     点击:

  本报评论员刘晓午

  8月24日,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在国资委宣布,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王勇接替李荣融出任国资委主任。推行国资改革7年多的国企大管家李荣融卸任,在李荣融离任之际,我们有必要站在一个总揽全局的高度,评判一下过去30年间国企改革的得与失,并探讨未来王勇时代的国资改革该何去何从?

  过去30年,中国进行了第一轮国企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约用了15年时间,通过扩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措施,基本完成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此为起点到后来的十六大的10年时间,国企改革重点转向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开始实施战略性重组。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国有企业逐步实施了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层层落实。国资改革的进展有目共睹,其中最耀眼的业绩莫过于央企资产总额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据统计,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起到2009年,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1万亿元,年均增长16.74%;实现利润从2405亿元增加到8151亿元,年均增长19%。这与改革之初的国企大面积亏损形成鲜明对照。

  尽管国企规模不断膨胀壮大,但是关于国企的是非争议也相伴而来。如国企获得垄断暴利,但其提供的公共服务价格居高不下,企业薪酬大大超出社会一般水平;央企频频进入房地产市场,拍得地王,推高地价、房价;大型国企兼并私营煤企,但安全生产事故频出等等;相关超级国企把控产业政策和行业定价,甚至损害政府公权力。一时间,社会疑问、指责之声扑面而来。人们不禁要问:国企怎么啦?在不久之前,李荣融还说出了一句非常值得同情的抱怨:“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言者委屈,听者难解。

  以上国企争议至今并无定论,然事关改革前途,应引起相关部门高度关注。切不可因国资保值增值之喜,而无视国企改革之后遗症。在我们看来,这显然是一个标准和定位的问题。如果单以保值增值来看,国企的成绩可圈可点;如果还要从满足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和自身经营效率来看,显然还差强人意。

  第一轮国企改革使国有企业完成从政府的附属部门向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成功转变,并实现国资保值增值这一目标,然国企改革仍远未结束,还将任重道远。如果继续进行国企的纵深改革,那么未来改革的路径和方向是什么?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国企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绩效标准。一直以来,有一种普遍的理解,就是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其实质就是国企除了所有权为国家拥有或者控股之外,其他方面与一般企业别无二致,必须保值增值、“在商言商”。事实上这种理解存在偏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的观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整体规则,国有企业同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营责任。如果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那么,中国国有企业就只能改革为现代国有企业,而不可能是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一般企业,除非将国有企业改变为非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如果要保持企业的国家所有性质,就必然具有国有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的本质特性和经营责任。而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看,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人们主观上怎样认识国有企业,而在实际运行和管理中,国有企业总是被作为赋有特殊经营责任的企业来对待和运用。

  温故而知新。当李荣融谢幕,第一轮国企改革行将结束之时,第二轮国企改革已成必然趋势,二次定位国企改革目标,界定国有企业与一般企业的差别,设立新的考核目标和绩效管理体系应尽快提上日程。我们认为,国企不能再落入“在商言商”的套路,而必须有兼济天下的气魄。新的经济形势要求国企改革必须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难题,公共服务品严重不足,如基础设施、医疗、教育和保障房;同时企业竞争力仍然过度依赖成本,核心技术竞争力薄弱。国企应该敢为上述“人之所不敢为”,勇挑社会和经济重担,方可真正成为国家之栋梁,社会之脊柱。


(2010-09-06)